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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周卿云填得很仔细，收款人写母亲的名字，附言栏里，他写了很多话：

    “妈：这是《山楂树之恋》的稿费，六千七百五十元。我留了三千在学校用，剩下的三千七百五十元您收好。钱分三份用：第一份，把咱家的窑洞彻底修一修，该换瓦换瓦，该刷墙刷墙；第二份，您和小妹买新衣服，买好吃的，别省着；第三份，也是最重要的，拿出一部分钱，把村小学教室的玻璃都补齐。我高考后回去看过，好多窗户没玻璃，用塑料布糊着，风一吹哗哗响。再买几吨煤，教室里生上炉子。陕北冬天太冷了，孩子们坐在冰冷的教室里，手都冻僵了，怎么写字？怎么听课？”

    写到这里，他的笔停顿了一下。

    眼前浮现出村小学的样子：破旧的土坯房，窗户上七零八落的玻璃，冬天教室里哈出的白气，孩子们冻得通红的小手。

    他吃过这种苦。

    在煤油灯下写作业，手冻得握不住笔；坐在漏风的教室里听课，脚冻得没了知觉。

    那种苦，他不想让下一代继续吃。

    “妈，这钱一定要用在小学上。您去找村长，找校长，就说是我捐的。玻璃要装，煤要买，炉子要生起来。如果钱不够，您写信告诉我，我再寄。”

    他继续写：“还有，给学校的孩子们每人买一套新文具……铅笔、橡皮、本子。告诉他们，好好读书，读书能改变命运。我就是例子。”

    写完这些，他又另起一行：“妈，我一切都好。学校很重视我，同学很照顾我。您放心。快过年了，等放了寒假我就回家。”

    落款：“儿卿云”。

    写完，他把汇款单递进去。

    女工作人员接过，看了看金额，又看了看附言，抬起头，眼圈有点红。

    “同志，”她轻声说，“您是个好人。”

    周卿云摇摇头：“我只是做了该做的事。”

    汇款办完，又开了存折。

    三千元存进去，存折是崭新的，红色的封面，印着国徽。

    周卿云把它小心地收好。

    从邮局出来，天已经有些暗了。

    冬日的黄昏来得早，四点多钟，天色就开始发灰。

    周卿云拎着空了的帆布袋，走在回学校的路上。

    路过一家新华书店时，他看见门口排着长队。

    队伍一直排到人行道上，人们搓着手，呵着白气，但脸上都带着期待的表情。

    书店门口的告示牌上写着：“《萌芽》1988年1月刊，今日到货，限量供应”。

    周卿云站在街对面，看了很久。

    那些排队的人里，有和他年纪相仿的年轻人，有中年知识分子，甚至还有几个头发花白的老人。

    他们在寒风中等待，只为买一本杂志，读一个故事。

    这就是文字的力量。

    这就是创作的意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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